在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尚未起飞，街头小混混随处可见。然而，踏入二十一世纪，古惑仔、三合会都渐成历史影像，黑社会文化日趋式微。当黑社会和地下秩序不复往日高调，整体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在后九七的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与来港不久的“新香港人”如何各自找到自己的角色，以及如何共存？这正是舞台剧《九江》想要探讨的话题。

今年，香港艺术节邀得曾创作《香港家族》三部曲的龙文康来创作这部舞台剧，3月《九江》在香港大会堂上演。由于此剧探讨七十年代黑社会题材，加之甚带江湖味道的海报，上演前就引起不少媒体关注。

剧名来自香港深水埗区的九江街。该区在七十年代龙蛇混杂，故事的三名主角正是在那里成长、曾在黑社会当过小混混的中年男士。他们经历过一段年少轻狂的时光，直至在一场不幸的意外中丧失好友，三人分道扬镖，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事隔多年，三个男主角分别成为警察、记者和环保回收场主管，却与地下秩序保持着微秒的关系，同样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

贯穿三个故事的主轴，是一名内地来港研究生刘米拉。刘深受香港影视作品影响，对香港的黑帮文化兴趣浓厚，甚至以此作研究题目。为了搜集资料，刘周旋在三名男主角之间，既探讨了过去三四十年间黑社会文化及香港社会的转变，也带出了两个世代之间的异同。另外，刘与另一名内地来港女生Coco，以及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女生Karen共住。当三人居住的单位受到匿名恐吓时，Coco和刘米拉焦急地寻找解决方法，Karen却冷眼相对。三人之间的这种张力，亦彰显了近年甚受关注的香港人与新香港人之间的关系。

香港编剧龙文康(Loong Man-hong)创作范畴广阔，涉猎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小说等。近年的作品，除了为香港回归20周年而写的《香港家族》，还有获香港金像奖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的电影《树大招风》（与他人合作）。前者讲述一个家庭在回归前后的变化，后者则透过一个回归前的大盗故事，探讨香港的前世今生。关于《九江》，龙文康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黑帮故事，还是一个三名中年男人回顾半生的故事。

近日，龙文康在香港接受采访。以下内容经过删减、编辑。

问：为什么会选择黑社会作题目？

答：其实，以黑社会作题材，并不是我的主意。香港艺术节接触我的时候，他们觉得我适合写这个题材，所以提议尝试一下。当时，我的反应是觉得很困难，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写过黑社会题材。电影界别甚至出现了一个类型是英雄片或江湖片。我很怀疑还有什么故事可以创作，所以起初颇有犹疑。但是，后来艺术节提出用文化作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有不同。 

有了黑社会文化这个命题后，七八十年代，甚或九十年代初期会比较适合。当时，在电视、电影上，都会有一些宣传指出黑社会的坏处，也呼吁青少年不要加入黑社会，如果被逼迫加入黑社会要通知师长。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呼吁已经几乎不再出现了，反映黑社会文化淡了一些。大家对黑社会、恶霸的恐惧，亦不甚存在。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别。

所以，我觉得黑社会文化都算是一个消失了的文化，而且非常独特。香港以外的人透过各种媒介（尤其是电影）认识香港，其中一个印象就是黑帮、社团、古惑仔。这在身份上，令很多观众认为香港有很多这类的东西（黑社会）。然而，若从娱乐的角度来看，过去十多年间，黑帮、江湖电影已不再盛行。所以，帮会文化确实是慢慢被淡忘了。我们不是要特别歌颂黑社会，只是回忆这种文化曾经在香港存在，笼罩着我们居住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

问：为什么选择了九江街作背景？

答：那是因为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九江街相传是一个专门出产恶人的地方。大约是六七十年代，九江街聚集了很多所谓的黑帮分子。当时，深水埗一带相对比较穷，也较多新移民聚居。我觉得九江街这个名字挺特别，本来打算剧目以《九江街》为名。然而，剧本并不完全是围绕着九江街。我不想把整个故事锁定在一条街，而剧本也不只是说七十年代的事情，所以就摒弃了“街”字，保留了“九江”。这个名字带点江湖味，但又不会把焦点锁定在一条街或一小撮人。

问：为什么选择七十年代作为剧本的历史背景？

答：因为如果角色是在七十年代成长，即是他们现在是五十多岁，即将踏入六十岁。那群往日的“小混混”，现在是将会退休。纵使他们年轻时曾经接触过黑社会，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一分子，只是在那个年代，他们比较容易接触到黑社会，或者是黑社会比较盛行的一个年代。那时的社会比较混乱，未至于非常黑白分明，例如廉政公署（成立于1974年——编注）也还未成立，所以有很多灰色地带。故此，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论是好的、坏的，他们在生活上都肯定会接触到。然后，他们经历了这几十年，走到生命的黄昏之年。我很好奇新一代和往日的一代之间是否有落差，所以想以这一群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作主线。

问：七十年代的三合会历史，对香港有什么影响？跟现在的情况又有一个怎样的对照？

答：我想，经历过相对混乱、灰色地带较多的情况后，大家才有“奉公守法”的概念。还有，大家慢慢发现很多事情原来是犯法的，那就不会继续做那些事情，社会才会进步。

现在，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清晰的。例如，在七十年代，到医院分娩的时候，要派很多“利是”（红包）。时至今日，香港人到医院分娩就再不能这样“疏通”。那是一个很明显的分别，定义了很多事情不是可以疏通的。那么，三位主角经历了这种变化，就会知道社会环境这种明显的分别。这些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问：从七十年代到现在，黑社会文化的变化反映了什么社会现象？

答：我想是没有那么明目张胆，而“黑社会”的概念仿佛有点过时。以往，在一些街头冲突，经常会有人问“你是哪里的”。话者想表达自己有黑社会背景、势力、一群兄弟作依靠，借以吓唬听者。但是，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首先，现在自称是三合会或黑社会分子，是犯法，会被拘捕、判刑的。现在，如果有人用这种方式恐吓其他人的话，或许会被别人嘲笑无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大家都希望社会是公平公正。“恶人”不能再依赖黑社会背景作威作福，是一个明显的分别。

问：为什么选择以一个内地来港研究生的角度探讨七十年代的黑社会历史？选择这个角度希望带出的信息是什么？

答：首先，我的切入点是一个外地人，透过香港文化产品，主要是电影或电视，对香港黑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而对香港的黑社会文化有兴趣的外地人其实几乎一定是内地生，很少会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另外，近年真的很多内地来港的研究生，亦有一些是真心喜欢香港、对香港文化有兴趣，而来香港读书的。

刘米拉这个角色在以一个外人的角度观察香港，尤其是一个旧香港的反映。剧末，在她接近完成研究、开始着手书写论文的时候，她在独白表达了她对这群在香港成长、五十多岁的人的感受。她的感慨是，即使这群人经过了枪林弹雨，他们仍在刀光剑影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继续在江湖行走。某程度上，这也可以看成时代的一个对照。

问：剧中提到香港人和新香港人的概念，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答：首先，我想探讨的是世代的差异。三个男主角对一件他们年轻时发生的不幸事件，一直耿耿于怀。然而，四个年轻的角色，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抑或即将留在香港生活的内地学生，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和态度很不一样。两代人的心态很大分别。例如，土生土长的Karen觉得搬迁就可以解决被滋扰的问题，想法很单一，没有想到问题的原因其实在她身上。年轻一代看待事情的心态亦没那么凝重，这和五十多岁那代人的心态有很明显的分别。

另外，我的想法是，一个异乡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都肯定会有一种距离感。例如一个香港人到广州工作，未必可以很快融入当地的步伐，也未必很快认识到新朋友，和工作上的同事可能也只是合作关系，毕竟大家文化背景不同。

问：剧中，警察先生提到加入警队三十多年，最难忘的是占领行动的时期。他的描述是双方各自静待指令，警察和示威者都没有任何动静，空气就如停止了一样。为何这个角色会选择这个时刻？

答：2014年的占领事件，不止警察，而是对所有市民来说，我相信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对于警察而言，由于他需要在那里驻守，有深刻印象更是不足为奇。另外，他以前面对的可能是悍匪、盗窃等案件，历时较短。但占领行动的时间很长，牵涉的人数也很多，所以不止是警察，很多市民也从未经历过。

至于在云云时刻之中，警察最有印象的是清场前一刻，原因是双方都知道占领需要结束了。如果示威者再不移走，就会被拘捕。从第一天开始，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警察，示威者都知道要承担法律责任，也知道警察必须执行任务。示威者默默坐在地上，知道自己犯了法，但又愿意被拘捕，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时刻。对警察而言，绝对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

更甚的是，那是一个相当难以断定对错、非常矛盾的时刻。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是，纵使警察明白示威者的诉求，但他们的职责所在，需要执行任务（拘捕示威者）。另一方面，那是一个相当顺畅的过程，示威者愿意被捕，那才是最吊诡。对于一个市民而言，那个时刻是非常矛盾，很难定论孰是孰非，或者根本没有所谓的对错，所以很有印象。

问：创作剧本时，有没有任何政治审查、限制或顾虑？有没有任何地方需要修改或删减？

答：完全没有。艺术节给我很大的自由度。我的焦点或立场不是集中于单一事件或人物上，而是在探讨时代的变化，不是什么揭秘或描述好坏。所以，真的完全没有任何需要忌讳或顾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