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许多流亡的维吾尔族人担心自己在中国的亲戚被关进拘禁营——或者死去了。
因此,当中国上周发布了一段视频,证明一位著名维吾尔族音乐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在拘留期间死亡时,全世界的维吾尔人都坐直了身子。
“告诉我,我的父亲还活着,而且很好!”有人在Twitter上写道。“我的亲戚在哪里?”有人问道。在一段视频中,一个孩子举起失踪父亲的照片,边哭边说:“给我们看看他的视频。”
定居芬兰的医生穆拉特·哈利·维吾尔(Murat Harri Uyghur)和一群活动人士给这场运动拟定了一个标签:“MeTooUyghur”(“我也是维吾尔人”,维吾尔语为“MenmuUyghur”),并且敦促其他人加入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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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想知道,数百万#Uyghurs在哪里?”这位医生使用“维吾尔人”的另一种拼写方式写道。他提到有报道称,中国在遥远的新疆西部地区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突厥少数民族的人关入拘禁营
维吾尔表示,他和其他活动人士希望响应性侵和性骚扰幸存者发起的“我也是”(#MeToo)运动。维吾尔在电话中说,起初,他们担心这个标签会冒犯女性。
“但后来我们想,维吾尔人也受到虐待,”他说。“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就像是被强奸了。”
该社交媒体活动属于一项新的举措,目的是收集证词,并且修编一份在押人员名单——就像一堵不断扩大的失踪人员公告墙——以此向中国施压,并要求得到答案:都有谁被关押在这个庞大的营地网络中?他们是生是死?那里的条件怎么样?孩子、老人和身体不好的人在哪里?
维吾尔的父母(可以看到照片中和他的孩子一起)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禁营。他的孩子和他一起在芬兰。
维吾尔的父母(可以看到照片中和他的孩子一起)被关押在中国的拘禁营。他的孩子和他一起在芬兰。 Meeri Koutaniem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政府努力将这些集中营描述成就业培训设施,旨在改善被拘留者的生活,并在这个一度动荡不安的地区促进稳定,这场运动击中了这种说法的核心。曾经遭到关押的人否认了这种说法,他们说,这些营地是类似监狱的设施,他们被关押期间,被迫放弃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并赞扬执政的共产党。近几个月来,已经有证据出现,表明营地里存在强迫劳动制度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试图驳斥有关外国媒体报道的虐待行为,称这些报道是“捏造的”,或者相关人员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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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对“#MeTooUyghur”活动的看法时,华春莹说:“中国人口有10多亿。难道要公布每个人的视频吗?”
这些拘禁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包括本月来自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土耳其的罕见谴责。土耳其的声明说,知名维吾尔音乐家阿卜都热衣木·艾衣提(Abdurehim Heyit)在遭中国关押期间死亡,这促使中国一家官方新闻机构在第二天发布了艾衣提的一段视频,他说,自己身体健康,正在接受调查。
几个小时内,维吾尔人就开始发布自己失踪亲属的消息。
散居海外的人并不总是如此毫无顾忌。许多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担心公开谈论被拘留的朋友和亲属,会招致中国对自己家人的报复。
芬兰医生维吾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母亲在2017年4月被拘留,随后是他的父亲,当时他保持了沉默。但出于绝望,他最终还是录制了一段视频,谴责中国令他的父母陷入困境。
他于2018年5月在Facebook上发布了这段视频,当时还很少有个人账户关注这项灌输计划,那会儿已有至少数十万人遭到监禁。
新疆地区的一座拘禁营。有证据表明,拘禁营的规模和数量正在增加。
新疆地区的一座拘禁营。有证据表明,拘禁营的规模和数量正在增加。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如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中国在遏制该项目,反而有证据表明,这些营地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开始公开发声。数千人发布了短视频,或在失踪人员名单上添加了姓名和详细信息。
“人们已经开始站出来了,”维吾尔说。“他们心里非常痛苦。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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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他成立了一个名为维吾尔援助(UyghurAid)的人权组织,在30名志愿者的帮助下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录音。活动人士正在将这些录音和其他描述上传到新疆受害者资料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网站,它汇集了据信被关入拘禁营者的姓名和履历。
截至上周五,这个数据库中收入了2700多人的名字,只占在押人员总数的一小部分。
但活动人士表示,每一份关于失踪亲人的证词都在提醒人们,这些被拘留者都有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他们说,这些往往充满感情色彩的诉求,打破了政府的说法,即这些在押人员是自愿参与教化的。
人权倡导人士称,这样一个数据库还可以给外国外交官提供详细信息,以便他们向北京方面提出此事。
“一旦你有了包含成千上万份证词的清单,你就能把它推到他们面前,”俄裔美籍翻译基尼·布宁(Gene Bunin)称,他九月份开始与几位同事一起编纂该数据库。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人们手持在中国失踪的家人照片。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人们手持在中国失踪的家人照片。 Emile Duc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他们的行动已经带来了改变。
上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采访中,六名哈萨克人称,公众的呼吁给当局带来压力,被迫从拘禁营中释放了他们或者他们的亲戚。活动团体哈萨克斯坦阿塔珠尔特志愿青年组织(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已经录制了数百条呼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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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被捕并在拘禁营关押7个月的31岁厨师扎尔肯别克·奥坦(Zharqynbek Otan)称,他获得自由很可能要归功于妻子舍纳尔·克勒舍娃(Shynar Kylysheva)不断的上访,他的妻子是哈萨克斯坦公民。
“有这样一位会不顾一切把我找回来的妻子,我很幸福,”他说。没有她的努力,他说,自己最后可能得去拘禁营网络的工厂做苦工。
但这些行动也遇到了阻力。
近期,一群哈萨克斯坦的知识分子呼吁将阿塔珠尔特关停,称该团体会破坏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关系。阿塔珠尔特负责人谢里克江·比拉什(Serikzhan Bilash)被控运营未经注册的组织,正在哈萨克斯坦受审。
一些活动人士正面临来自他们尽力帮助的对象的压力。
加济兹·奥尼哈努力(Gaziz Ornykhanuly)称,在他向阿塔珠尔特提供关于妻子被捕的视频证词后不久,她便从拘禁营获释。但她却不能离开新疆,前往哈萨克斯坦与他和两个女儿团聚。他说,她在电话里坚称自己很高兴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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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奥尼哈努力引用她的话说。“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他说她敦促他——他认为她受到了胁迫——停止与阿塔珠尔特的合作。但他说,他会继续这么做,把关于失踪者的陈述翻成俄文。
“通过帮助他人,我能减轻心中的痛苦,”他说。“我正在目睹发生在中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身上的一切,我想至少要让世界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