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正不断强化对公民社会和权利活动人士的打压力度，但在得知举止谦和的财新传媒文化和图书编辑徐晓上周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北京警方带走时，许多记者和作家仍然感到不可思议。

几天过去了，目前仍不清楚，究竟是何原因让这位年逾花甲、身材瘦弱的编辑遭此灾祸。自从11月26日被拘留之后，没有人能够探视她。不过，最近突然失踪的并非只有徐晓一个人。据28岁的非政府组织雇员、电影爱好者柳建树的妻子赵思乐周三说，她的丈夫也于同一天“失踪了”。

赵思乐说，五天后的12月1日，她收到了警方的信件通知，称柳建树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经营”。柳建树目前的状况仍然不得而知，他的妻子说，一直无法见到他，也无法与警方讨论他的案子，但可以把衣服和钱送到关押他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徐晓、柳建树等人最近被拘的消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十分不安，这些事件突显了一个日益强烈的担忧：似乎任何人都不能确保无虞——他们说，哪怕你并不是一名激进分子，也会惹上麻烦。只要你是某个网络的成员，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这就够了。他们说，或许，在如今诡谲多变的政治环境下，“活着”就足以为你惹上麻烦。

“不要再问为什么抓捕会发生在徐晓头上，”香港的人权倡导者、博士研究生曾金燕在博客中写道。她列举了十几名最近失踪、被刑拘或被逮捕的文学、法律或NGO界人士，包括律师浦志强，以及社会活动人士寇延丁和郭玉闪。

“因为他们有专业能力又甘愿承受清贫，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个社会的改进作了最大的努力，”曾金燕写道。

徐晓被捕后的第二天，人们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她的朋友、一家独立书店的创始人刘苏里打算到她位于北京北部的家中拜访。徐晓电话关机，门铃没人回应，刘苏里几天后在新浪微博上写道。忧心忡忡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寻找这位失踪的女士，最后得知徐晓和柳建树一样，已经被关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据曾金燕说，徐晓上世纪50年代生于上海，长于北京。热爱诗歌和文学的她结交了许多有相同爱好的人。北岛等诗人的先锋派作品让她着迷，她很快与北岛结识，并一起工作。

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像徐晓这样年轻且勤于思考的女性会感到迷茫，这并不奇怪。友人们说，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开始致力于在中国推行改革和进步的想法。

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1975年1月一个寒冷的夜里，年仅20岁的徐晓毫无征兆地被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带上手铐，蒙上双眼，与另外十几个人一同被关押了两年。她的罪名是参加“反革命集团”，该罪名后来被裁决属子虚乌有。

获释后，徐晓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国文学，不久后加入了独立文学杂志《今天》的编辑团队，先是做志愿者，后来成为正式成员。

这本杂志1980年被政府查禁，只存活了两年，但这段经历对徐晓及其同伴影响深远。她与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和联系。也是在《今天》杂志社，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周郿英。1994年，周郿英在卧病三年后去世，留下她独自抚养他们当时只有六岁的儿子。

徐晓在国有的光明日报出版社担任了十年的编辑，后来加入《财经》杂志，然后是财新传媒。

在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半生为人》中，徐晓回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拥有共同经历和理想的朋友们。

其中许多人与《今天》杂志有关，比如该刊的两位创始人诗人——北岛和芒克。她还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描述了她在监狱的生活，生动地呈现了当时的窘迫和荒诞。这本书曾于2012年再版。

几个月前，有消息称，宣传部门要求余英时和柯景腾的作品在书店下架。余英时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东亚研究和历史系的荣誉教授，柯景腾笔名九把刀，是台湾的作家和电影导演。还有一些人则被禁止出版新书，徐晓是其中之一。

徐晓当时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名单上，因为她自己并无出书计划，不过，她曾帮助过名单上的另一位作者出书。

她周围的人感到，情况似乎很危险。一个友人建议她休假，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是去国外。徐晓没有把这个建议放在心上，她说自己没事。

10月底，北京的天气越发寒冷，整座城市被包裹在重度污染中，徐晓在友人家里与一群朋友和同事见了面。他们谈论了日益扩大的审查制度，以及近期被捕的人士。每个人都表达了忧虑。仅仅几周过后，徐晓自己也被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