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中产的前车之鉴

难民危机应该是当前欧洲最为关注和头痛的重大事件，一方面，以德国为首的欧洲诸国、海湾各国以及美国在研究讨论如何救援和分配接收难民数额，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联同叙利亚自由军、库尔德武装在与ISIS激烈作战；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媒体却在幸灾乐祸、冷嘲热讽，一会揶揄德国的默克尔是慈善大妈，一会指责是美国一手扶持的ISIS，应当为此埋单。

2015年1-6月，试图通过地中海前往欧洲有13.7万名难民，很多人通过蛇头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叙利亚。而前往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多是以前叙国内的政府公务人员、工程师、医生、业主、企业主等中产阶层甚至更高一些。他们是如何沦落到此的呢？

没有人承认崩溃即将来临

如果在2011年之前，叙利亚的中产们打死也不会相信有今天。属于西方发达民主的国家的中产阶级理论被他们非常不恰当地运用于叙利亚这样一个专制国家，虽然绝不敢在阿萨德家族统治集团面前得瑟，但这些中产一直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是上联统治核心、下接贫苦基层，保持国家和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中流砥柱，是社会的精英和民族未来的希望。他们对下层的苦难与诉求并不关心，因为其主要的工作是服务于或附从于阿萨德统治集团，跟着吃肉的喝汤，从而也积累了还算殷实的家产。他们自为是既得利益者而不愿改变现状，认为阿萨德家族统治下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虽然对以色列屡败屡战，但叙军力庞大，是不折不扣的地区军事大国；虽然对民众有些残忍、腐败也深入骨髓，但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叙利亚的发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尤其现任总统巴沙尔是前任领袖之子，家产富可敌国已不再需要贪腐，还曾留学英国研习医学，34岁就成为总统，思维开阔、观念先进、年富力强、敢闯敢干，夫人阿斯玛也美丽大方，是当仁不让的“明君”。同时，叙利亚中产们更认为，除了老阿萨德和巴沙尔领导下复兴社会党，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控制得住叙利亚这样民族、宗教和外部环境都极其复杂的地区大国，更不相信有任何势力和力量能够挑战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所以，叙利亚的中产们往往比阿萨德统治集团还要敏感于各种变天的话题，对于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论调，他们喜欢很理中客地嘲笑：看网上，觉得叙利亚明日就要变天，但回到现实，沐浴着温暖的地中海之风，看到喧闹的菜市场和匆匆而过的各类白领，就会真切地明白：天永远不会变。

灾难来临

然而事与愿违。21世纪初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低迷下滑，尤其是美欧等经济原动力大国发展停滞，导致一些靠向之出口而营利生存的国家社会发展滑坡，民生愈加困难，所谓高腐败、高集权、高增长的模式被彻底打破，长期被经济增长所掩盖、压制和减缓的各类政治、经济、宗教等深层次矛盾集中爆发。北非、中东地区迅速爆发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剧变。

没有出现叙利亚中产们认为的在变天之前必有的乌云密布和疾风骤雨，更没有历史书上所说的造反领袖——造反理论——造反武装的传统模式，“阿拉伯之春”完全是一种依托于互联网、移动通信器材等现代技术的无领袖、无中心模式。短短数月间，利比亚之父卡扎菲横尸街头，埃及之王穆巴拉克被关入笼子。

而被中产们看作是固若金汤的叙利亚却上演了“阿拉伯之春”中最剧烈、最血腥的一幕。1970年上台的哈菲兹•阿萨德及其家族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的集权统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宗教、民族仇恨和政治、经济危机。其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后，曾一度想以改革化解各种矛盾和症结，但终因牵动深层既得利益集团而废止。当国内爆发和平抗议与游行之时，“明君”巴沙尔一改医生的慈悲面目，毫不犹豫地祭出了坦克、步枪和迫击炮。由此引发军队倒戈和各地民众武装纷纷起义，叙利亚自此陷入战乱。而由于内战长期不决，2013年，ISIS极端宗教势力乘机进入叙利亚，情况也就更加复杂了。

左右不是人

叙利亚中产一直认为自己这个阶层是左右国家方向的中坚力量，而真到关键时刻才发现其实连屁都不是。

对于阿萨德统治集团，这些中产以前本来就是自己可以随时抛弃的走狗，而且跟着自己也占了不少便宜，所以巴沙尔军撤退之时从来不随带这些中产。何况，随着战事的激化，阿萨德统治集团本身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2015年，去巴黎看望女儿的叙利亚一位退休公务员阿布•贾米勒表示：“现在国库已经空虚。叙利亚政府军以及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准军事组织‘沙比哈’的民兵已经4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这说明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叙利亚镑的迅速贬值（它与美元的比价在今年3月为200比1，如今已经跌至300比1）更使民众感到恐慌。这位自称政治上中立的人表示：“在伊德利卜市失守的时候，人们都在谈论叙利亚镑的贬值以及物价上涨的问题。”因此，由于底层或者造反或者已无油可榨，中产就不再是阿萨德统治集团的助手或走卒，而是唯一可吃的肉。随着战事的一再激化，巴沙尔政府针对中产掘取财富和兵源的力度在逐渐加大。

在底层民众眼中，叙利亚中产阶层就是阿萨德统治集团压榨和迫害他们的帮凶，而由于阿萨德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都有军队重重保卫，中产则成为各种起义军或暴民们最首当其冲并代价最小的报复和劫掠对象。2012年，有视频显示，叙利亚政府一栋大楼被攻占，其中巴沙尔政府的工作人员被暴动的民众一个个从高楼上扔下摔死，场面极其血腥。

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中产迅速分化为三类：一是与巴沙尔政府联系紧密的，主要是政府和官媒中人，继续发自内心地为巴沙尔摇旗呐喊。但这些人也往往成是叙各类反抗军最痛恨之人。2013年5月，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最为活跃的战地女记者雅拉被自由军狙击手一枪爆头身亡。

二是部分中产则成为起义军领导人。叙利亚自由军法鲁克旅（后转入伊斯兰军）在起义军中实力战力均非常强悍，据称旅长Geneidi在起义之前是一名律师，并宣称：胜利后我不会从政，而是重新将回到法律界。而一些地方实力派则乘乱起兵，组成各类起义军对抗巴沙尔政权。

三是大部分中产沦为难民。

去欧洲

沦为难民的叙利亚中产同其他难民一样，一开始都是被安置在土耳其、约旦等国。底层的难民对生活期望值低，有的干脆抱着拼上一把的心态，回国或参加自由军、或加入基地组织努斯拉阵线甚至ISIS，直接投入到内战之中。而大多叙利亚中产仍然抱着一种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他们始终认为，无论何种政府统治，那怕是奴隶社会，也是需要有一技之长的医生、工程师、教师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叙利亚成功的经验同样能够在其他地方适用，也可以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受到重视并谋得和以往一样体面的工作。于是，一场不惜代价的苦难之旅就开始了。

2015年8月27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汽车站附近的公园，大量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在这里聚集，经过短暂休息和停留后，他们将继续背井离乡的逃难之旅。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来自叙利亚南部的马哈茂德。在了解采访意图后，他满含热泪，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在海上失去了12个人”。马哈茂德原是一名商人，除了在叙利亚开公司外，在英国、美国、印度和阿联酋均有自己的公司，和他一起逃难的家族成员中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老师，家庭生活水平高于叙利亚中产阶级，原本生活殷实幸福。但自从2011年内战爆发后，一切都变了。为躲避战乱，马哈茂德变卖了所有家产，选择离开叙利亚。他选择的是最廉价（每人大约花费3000-4000美元）、最热门的路线，从叙利亚到土耳其，经希腊、马其顿，进入塞尔维亚，购买到车票后继续向北前往匈牙利，再进入奥地利。最终目的地是德国。被问及抵达德国后的打算时，马哈茂德说：“我打算继续我的生意，其他人有的会找工作，有的继续接受教育。我们要在安全的地方开始新生活。”

但是，即使千辛万苦到达德国，一切都会如他所愿么？叙利亚中产的苦难之路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