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我向一群读者朗诵了自己最新创作的小说选段。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一位女士让我谈谈在摩洛哥的成长经历。我告诉自己，读者既然来聆听一部作品，想要了解作者是很正常的事。我仍然这么想，即使是在话题转移到了伊斯兰教，甚至是伊斯兰国(ISIS)之后。终于，另一名女士举起手说，她在电视上看到的穆斯林，全都是极端分子。“为什么我们听不到来自像您这样的人的更多消息？”她问我。
“您听到了啊，”我紧张地笑着说。“现在就是。”我想告诉她，这个国家里有大量穆斯林普通人。我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民族和种族。有些人因为胡须或头巾的特点很容易被辨识出来。还有些则不那么明显，除非他们也举办这样的活动，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也是穆斯林。
老实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我已不再每天祷告。我从未踏上通往麦加的朝圣之旅。我喝不该喝的东西。我的确尽我所能地做慈善，不过我想，如果我不幸地降生或移民到叙利亚拉卡这样的地方，我的这些善举也救不了我。过去两年，一个被称作达伊沙(Daesh)、ISIL或ISIS的组织，在那里创立了一个哈里发国：就像过去的伊斯兰帝国。据说，拉卡的生活遵循着各种恐怖和荒谬的规定：被处决者的头颅要钉在城市主广场上示众；女性必须穿面纱且在一名男子的陪伴下才能出门；禁止吸烟和骂人；学校里不再教化学课，交警不可以配备哨子，因为伊斯兰国认为这不符合伊斯兰教义。
为了把信息传递到控制区域之外，伊斯兰国推出了在线英文杂志《达比克》(Dabiq)。今年2月，《达比克》刊发了一篇12页的长文，包括高清图片和各种注释，赞颂9·11恐怖袭击，称它们让世界上划分出了两个清晰的阵营：哈里发国领导的伊斯兰阵营，以及十字军领导的西方阵营。文章的标题是《让灰色地带消失》(The Extinction of Grayzone)。灰色地带指的是既没有加入ISIS也没有加入十字军的穆斯林生活的空间。文中把这些穆斯林称为“那些泛灰的人”、“伪善者”，为了让词汇更富于变化，还使用了“那些泛灰的伪善者”。
11月13日，一些效忠伊斯兰国的男子袭击了巴黎，主要在10区和11区的多处地点造成了130人遇难，这些社区均以文化多元著称。我一听说袭击的消息，就赶紧联系我的一个正在巴黎上学的表亲。可联系不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陷入令人崩溃的恐惧之中，直到他在Facebook上报了平安。我如释重负，继续浏览其他好友状态，才发现我的朋友、摩洛哥记者娜洁拉·苯巴莱克(Najlae Benmbarek)的表亲遭遇了不幸。穆罕默德·阿米涅·伊布诺莫巴拉克(Mohamed Amine Ibnolmobarak)是一名建筑师，他和新婚妻子在Carillon餐厅吃饭时，被伊斯兰国的一名恐怖分子杀害。
巴黎袭击针对的是餐厅、音乐厅和体育场等休闲和集会场所，这应该不是巧合。遇难者中有穆斯林也不是。《达比克》说得很明白，伊斯兰国想要消除宗教共存的状态，制造一种来自西方的回应，迫使穆斯林选择立场：要么“变节并选择”十字军的异教徒宗教，要么“投奔伊斯兰国，逃离十字军政府和民众的残害”。伊斯兰国要取得胜利，就不能容许灰色地带的存在。
哪些人是灰色的？我肯定是。我出生在一个阿拉伯语国家（摩洛哥），通过第二门语言（法语）爱上了文学，现在住在第三个国家（美国），然而我在这里还用另一种语言（英语）写书和讲课。我生活在这些种文化、语言和国家之间。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棒的位置。我的朋友中有无神论者、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信教的和不信宗教的人。每个人都让我的生命更加丰富。
我的这种灰色生活并非独一无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过着同样的生活。我在达拉斯的兄弟是一名守教规的穆斯林，他祷告、斋戒、去清真寺，但是他也被认为处在灰色地带，因为他鄙视伊斯兰国和它所代表的一切。
多数时候，灰色的人在美国不会引发关注。但有时，尤其是人们感到害怕的时候，灰色的人就成了靶子。每一次大型恐怖袭击之后，针对穆斯林的报复性犯罪都会激增。然而政客和学者不仅不谴责这种仇恨，反而用激烈的言辞去煽动它，让灰色地带越来越小。灰色地带每减少一寸，伊斯兰国都因此而壮大。
伊斯兰国的表述可能是新的，传递的信息却是旧的。9·11袭击发生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声称，“你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就是恐怖分子的同伙”。这句赤裸裸的威胁，在最初那些茫然无措的日子里非常奏效。所以他后来又重复了这句话。“你要么支持我们，”他在2002年说，“要么就是在支持敌人。没有中间地带。”这种极端思维促使美国出兵伊拉克，导致中东的动荡，反过来促成了伊斯兰国的创立。
恐怖袭击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面对生命的失去，我们都感到了悲伤和愤怒。然而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悲伤多一层，因为我们成了怀疑的对象。人们呼吁穆斯林对恐怖主义发出谴责，但无论我们的谴责多么响亮、频繁、清楚，这种呼吁还是没完没了。想象一下，在美国的学校或影院的每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后，这个国家年轻的白人男子都被要求必须公开谴责枪支暴力，会是怎样的情形。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人们认为每一名年轻的白人男子只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穆斯林却要集体为恐怖袭击负责。在西方世界做一名穆斯林，就要常常接受审判。
就像之前的所有袭击一样，巴黎袭击事件也带来了同样的极端思维。虽然多数嫌疑人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可以凭护照进入美国，有30位州长表示，如果没有更严格的筛查程序，将拒绝接受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袭击才过去两天，杰布·布什就对CNN的杰克·塔珀(Jake Tapper)说，美国应该集中精力，只帮助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难民。
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更加过分，他提出要起草一部禁止穆斯林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的法律。当CNN的达娜·拜什(Dana Bash)问他，如果他的父亲——一名逃离共产主义的古巴难民——被拒绝入境会怎样时，他暗示说，鉴于伊斯兰国的特殊风险，这两者的情况完全不同。
我的丈夫碰巧也是古巴难民的后代。就像克鲁兹的父亲一样，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如果一名美国议员说因为苏联企图渗透美国应该禁止他们入境，那他们的命运会如何？
不久前，我的女儿对我说，“我想当总统。”她最近经常这么说，通常是在早上总统大选辩论之后，我们的早餐时的话题转移到大选上的时候。我女儿今年12岁。她会拉小提琴，弹吉他；她喜欢数学和历史；她思维敏捷，伶牙俐齿，最重要的是，她对人很友好。“我会选你，”我对她说。然后，我把目光移到别处，因为我不敢告诉她，这个国家——她自己的国家——有一半的人已经表示，不会为穆斯林总统候选人投票。
我为她生长在一个这样的国家感到担心：一些竞选最高领袖的人连伊斯兰教和ISIS，穆斯林和恐怖分子的区别都搞不清楚。本·卡森(Ben Carson)曾说，他“不会主张我们让一个穆斯林执掌这个国家”。
现在，我的女儿仍然有着年轻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天真和抱负。但当她长大后开始意识到，她的人生就像我的一样，常常会遭到质疑，结果又会怎样？我该如何向一个孩子解释，她在自己的国家是不受欢迎的？我还没有勇气这么做。我女儿从没听说过灰色地带，虽然她自出生以来就生活在其中。也许我正在努力让周围的世界尽可能地保持灰色。这是一种抵抗，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种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