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个美国人——彼得·卡西格(Peter Kassig)——惨遭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斩首。这个噩梦究竟有哪些构成要素？

其中自然包括那些影像本身。在卡西格遇害事件中，一名蒙面行刑者的两脚之间，有一颗被斩落的血淋淋的人头。在其他处决场景中，我们看到过抵住喉咙的刀，看到过受害者瘫倒在地、逆来顺受的身影，看到过左手持刀挥砍的动作，还听到过来自那个耀武扬威的刽子手的不带感情的平直声音。

但我们无法关住自己的想象力。它被拖进囚徒们所受苦难的漩涡，试图重现种种细节：他们是如何被水刑或其他酷刑折磨的？让我们遭受困扰的地方还包括，一模一样的橙色囚服，以及那些谙熟Facebook的“中世纪”杀手。后者针对后“9·11”时代全然迷失方向的美国的诸多劣行做出抨击（并籍此招募新人）。伊斯兰国的邪恶在它的这种小聪明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我们为了减轻2001年9月的那场大屠杀所引发的不适，而把它浓缩成三个数字那样，现在，就让我们屈从于蒙蒂·派松式的平常做法，用一个朗朗上口的绰号——“圣战约翰”(Jihadi John)——来指代那个伊斯兰国的刽子手，以缓解内心的痛苦。

我们必须再次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前一分钟，“圣战约翰”还在下着毛毛细雨的英格兰艰难度日，期待得到认可，他失业在家，还得偿还抵押贷款，心中愤愤不平；后一分钟，他就站在了叙利亚明媚的阳光下——此处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清晰和鲜活——站在了由逊尼派主导的某个复兴运动的最前沿，这个运动旨在让世界臣服于瓦哈比派伊斯兰教的凶残威名之下。他成了一个干大事的人，他有使命在身，他被授权以信仰为名杀害异教徒（甚至是把刀口对准卡西格这种皈依了伊斯兰的教徒）。他是一个对自己的使命深信不疑的革命者。

在布拉德福德的酒吧里，在某些法国小镇少数民族聚居的郊区，在四分五裂的利比亚，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人等着被引诱？

这个问题或许已经触到了噩梦的真正本质。五名人质被处决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但这些场景本身无法解释西方世界的反应程度。毕竟，一些电影和视频游戏已经让我们的社会对残忍与暴力习以为常了。

“9·11”事件发生13年后，令人无法忍受的其实是这样的感觉：美国一直在瞎忙；圣战分子的飞地从这里消失，又会从那里冒出来，仿佛在上演“打地鼠”式的恐怖秀；基地组织(Al Qaeda)的意识形态依然影响着闭塞的阿拉伯世界。而美国入侵伊拉克之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平衡态势。

此外，美国的4500名作战人员死在了伊拉克，伊拉克则有10万人命丧黄泉，用这些生命换回来的却不是胜利或者清晰的局势，而是破碎的社会和国家；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 原本有望化解军事独裁和政治伊斯兰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结果却以失败告终（突尼斯除外），还招致了极端主义者的报复；“圣战约翰”目前比“温和的穆罕默德”更占上风。

简而言之，眼下的噩梦更多地关乎屈辱感、无力感、似曾相识的感觉，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疲力竭，而非野蛮场景本身。

奥巴马总统发誓要“摧毁”伊斯兰国。但即便真能摧毁伊斯兰国——当前所采取的手段与这一目标并不相称——伊斯兰国的观念又会以何种变异形态重新露头？

鉴于在当地社会确立后宗派时代新型公民权的尝试已经宣告失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阿拉伯地区滋生崇尚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土壤会变得不那么肥沃。青年人，挫败感，持续了10年的冲突，把所有这些组合在一起，会生成强烈的求死愿望。

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战的美国将领丹尼尔·博尔格(Daniel Bolger)写了一本书，名为《我们为什么会输》(Why We Lost)。他在书中明确表示，“我是美国陆军(United States Army)的一名将军，我输掉了这场全球反恐战争。”美国人付出的全部鲜血和财富由此化作了一个陈述句，而不是一声悲鸣。

但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旨在保障美国的安全，那它就不能被视作失败。如果旨在重塑伊拉克和阿富汗社会，并消除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那它远远没能做到。伊斯兰国处决人质的举动，让美国人在潜意识里产生了一种绝望感，觉得自己被诱入了好高骛远的陷阱。

当前的噩梦有许多层次。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垂死的库尔茨(Kurtz)说了声“恐怖啊！恐怖！”这话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但无论如何解释，都不能否认他在最后时刻对自己无法控制和理解的巨大力量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