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讽刺报纸《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不顾法国政府的建议,发表了几幅先知穆罕默德的猥亵漫画
那周我在突尼斯。清真寺外停着坦克、站着士兵,墙上涂满了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呼吁革命的标语,向西方也向所有仇视伊斯兰的人宣战。几天前,美国驻突尼斯的使馆遭到了袭击,美国学校也被烧毁。再之前不久,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一个圣战武装组织杀害
孤身一人而且明显是欧洲人,我在哈比卜·布尔吉巴大街(Avenue Habib Bourguiba)上的半小时里感到很紧张,打算在宵禁之前打一辆出租车,但却打不到。我心中咒骂了《查理周报》多年来恣意妄为且毫无必要的挑衅:2006年,这个报纸转载了首先在一家丹麦报纸上刊登的嘲讽穆罕默德的漫画;2011年,该报出版了一期戏仿刊《沙里亚周报》(Charia Hebdo),刊名用“伊斯兰教法”(Shariah law)玩了一把文字游戏,之后该报的办公室遭到了燃烧瓶袭击
但就像其他所有巴黎居民一样,生活在巴黎的我,在得知周三早上《查理周报》的办公室有12人遭到杀害之后,也震惊到了骨子里。那里距离我自己的办公室步行只要20分钟。
我最初意识到出了状况,是因为我注意到每个街角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士兵,军用车辆则把汽车拖走。我在格荷涅尔街驻足片刻喝了杯咖啡,所有人都在一边交谈一边盯着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杀戮的画面,两名警察、主编斯特凡·沙博尼耶(Stéphane Charbonnier),以及若干名漫画家已被杀害。
“这只是另一个阶段,”我身旁的男子对我说。
“什么另一个阶段?”我问。
“对抗阿拉伯人的战争,”他回答道。
必须说,《查理周报》在这种不公的暴力中成为受害者很出人意料。现在对多数巴黎人而言,这份报纸已经成了60、70年代的古旧遗物,早已失去了令人震惊的力量。就在杀戮发生之前一天,我在一个报摊上看到了最近一期报纸的头版,看起来很滑稽的圣母玛利亚,正在生更加滑稽的耶稣基督。我耸耸肩,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想现在还在读这份报纸的人恐怕少之又少,它才刚刚克服了财政问题,现在几乎成了博物馆的藏品。
在一定程度上,两名被害的著名人物的年龄就反映了这一点:受人爱戴的出色漫画家让·卡布(Jean Cabut,笔名“卡布”[Cabu])和乔治·沃林斯基(Georges Wolinski)分别是76岁和80岁。最重要的是,他们属于1968年5月学生运动的那一代人。他们反抗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父权式的强硬统治,崇尚无限制的自由、无节制的性和毒品,最重要的是,嘲讽所有形式的道德和宗教权威的自由。
《查理周报》不懈地追求挑衅,用俚俗的法语词说就是“la provoc”。这是一种十分巴黎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当时的说法叫作“弹弓般的诙谐”(l’esprit frondeur)——“fronde”是发生起义时,用来朝国王扔石头的投射器。
让创刊于1970年的《查理周报》如此法国的,是它好斗、激进的世俗主义。这也是法国文化中的一个老传统,历史上这是一种约束天主教会权力的方法。1968年的“五月风暴”也是年轻人针对老人的反抗,反宗教的讽刺是其中的关键成分。
然而在当代法国,五月风暴时还年轻的反叛者,早已成为了文化上的权威,尽管他们仍然信奉年轻时那种左翼的、自由放任的理想。尽管《查理周报》因为其无政府主义而大受追捧,但它长期以来也已成为了既成秩序中的一员。
至少住在郊区的人是这么想的——所有法国大城市周边都有这种巨大而且常常状况恶劣的郊区,这些区域聚集了人数众多的移民,主要来自法国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在巴黎市中心被认为是嘲讽宗教或政治权威的举动,在郊区却会被认为是当权者的傲慢,那些人可以信口开河地嘲讽他人,包括他人深信不疑的宗教信仰——这或许是个人身份当中,仅有的一块尚未被法国主流社会摧毁或同化的角落。
周三在巴黎被枪杀的,是对嘲讽的自由深信不疑的一代人,他们相信可以对任何人说任何话。巴黎人以他们称作“gouaille”的放肆玩笑为傲,这种玩笑植根于思想自由和对挑衅的热爱,永远站在权威的对立面。
卑劣的枪杀与这一切截然相反,是对巴黎人头脑的无情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