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中国电影导演在看了我的一部侦探小说后给我打电话。“你能帮我写一个罪案故事的剧本吗？”他问。“有点棘手的是故事要发生在北京，所以不能涉及犯罪。”

欢迎来到中国编剧的世界，这里的罪案故事是没有犯罪的，鬼故事没有鬼，坏政客不能做坏事。

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电影工业，以及世界第二大的电影票房，但在那里发行的中国电影，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很少能看到：一旦你见过杂技演员般的英雄单枪匹马杀死一个排的敌人，你这辈子就不会再想看另一部了。这样的境况，你应该去怪中国的电影审查规则，以及中国政府对其国家形象的描绘的极度敏感。

任何人想要在中国拍电影，首先要把剧情提交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个机构负责管理政府的媒体，但它最出名（也最让人害怕）的是作为审查委员会的一面。一旦涉及来自中国大陆以外地方的机构，包括香港合伙人，就需要上交完整的剧本，以供审查。剧本经核准后就不能改动了，也就是说演员和导演在拍摄期间一定要忍住，不能即兴发挥。

这家机构会不定期宣布哪些东西是需要避免的。性爱场面或“过分表现酗酒、吸烟及其他陋习”是不能接受的。“宣扬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被禁止的；同样也不能“挑起各宗教、教派之间，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有时候审查委员会否决一个故事情节的理由是“不科学”，因为包含了时间旅行。它还禁止“违背历史史实”，在中国，这时常意味着禁止呈现史实。

反面人物的民族特征也是个重要问题。“如果涉及国际犯罪，坏人一定不能是华人，”一位有25年经验的香港编剧说。（由于担心被封杀，他要求在本文中匿名。）此外，犯罪一定不能在中国境内发起，仿佛这片土地不知怎地就做到了一尘不染。所有穿制服的人物必须是好人。政府工作人员一定不能腐败。中国也是没有妓女的。

拿到广电总局的许可证只是第一关。如果主人公是个和尚，或者故事设定在一座庙或教堂里，剧本还必须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审核。如果是一部间谍片，需要送交国家安全机构审查。警匪片需要经过警方的所谓宣传局审核。

鬼故事会招惹一些荒唐的事情。2006年春，张牧野的网络小说《鬼吹灯》大获成功，读者数以百万计。坊间热切谈论着获得发行的一个版本，还有跨国合作的电影剧本改编。而后计划就搁浅了。政府认可的纸质版删去了一切涉及超自然的内容，拍电影的计划也随之化为乌有。

在今天，香港电影有至少一半是和大陆的机构合拍的，香港编剧也需要接受北京的规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拍武侠片，或者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故事，”那位香港编剧说。他说的是，要想展现中国大陆的阴暗面，必须是1949年共产党革命以前——但要注意不能把那个时代描绘成一个黄金时代，因为那样你可能无法过审。

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写出好故事吗？很难。有些机智的编剧做到了：有位导演成功地让一部发生在香港的警匪片通过审查，原因是他称故事发生在1997年以前，当时香港还处在邪恶的英国人统治之下。

审查规则很多时候是会扼杀创造力的。2002年的港片《无间道》讲了一个黑社会成员打入警队作卧底的动人故事，后来被好莱坞翻拍成《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拿了四项奥斯卡，包括最佳改编剧本奖。在原片中，黑帮的反英雄人物杀死了本帮派的人，最终避免了身份暴露。他在继续卧底，还是假戏真做，成了他假扮的那个顶尖警察？中国重拍的版本结局则很愚蠢：在指责他是奸细的警官们面前，他乖乖地缴械投降了。

我和那位中国导演合作的罪案故事，经过了多次修改。最终变成了一个毫无说服力的故事，讲一个意大利商人来到北京，盗窃了大量艺术珍宝后逃离，但英明神武的华裔侦探盯上了他。剧本没有投拍，我松了口气。

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存在。据中国国有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态度强硬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的一个作家论坛上说，“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香港理工大学从事娱乐业研究的讲师李英洛(Anthony Lee)说，“业内普遍认为，在中国新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下，做事不会更方便，只会更困难。”

编剧们并非毫无希望，他们知道长远上中国公众和投资人会要求施行故事写作的国际标准。最近我在中国搭乘一个国内航班，舱内屏幕上在放一部电影，讲一个中国孤胆英雄打败了一大群日本人。我注意到完全没人在看。倒是有不少人在用移动设备看好莱坞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