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黑文——两周前，当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给抗议活动贴上了“非法”的标签，并呼吁保护香港“法治”。这样的表态让观察人士确信，“法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核心含义，那就是共产党将利用法律，对社会进行管控。

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看待法治的方式要微妙和复杂得多。今天，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将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中国的法治——这是中央全体会议首次专注于法治问题。人们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乐观，相信这次全会将展示有关法律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的更有深度的看法，并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推进新的法制改革。

当然，法制改革在中国的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中会受到重大局限。中国不会存在真正的司法独立。只要中共发觉自己的长期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法治方向上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多党制政治民主的方向上迈进。后者是中国现任领导人完全抗拒的。四中全会发表报告时，毫无疑问将强调，法律的一个核心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

不过，与一些悲观观察者的预期相反，四中全会不太可能只把法律作为中共控制中国社会的工具，回到2200年前法家学派所倡导的状态，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似乎很喜欢引用法家学派思想家的言论。中国社会及其法律制度已经发生彻底的改变，因此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习近平治下的现任政府已经实施了多项改革，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做出调整，这些都代表着向现代法治体系迈进的积极行动。这些变化不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它们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改善治理、解决广泛的公众不满，以及对舆论做出回应的必要性。

想想过去几年已经实施的一些法律改革。死刑的执行数量已减少一半左右，相关复核程序也出现了改善。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通过，这部法律为嫌疑人和被告提供了更多保护。饱受诟病的“劳教制度”已经废除（虽然还是不清楚取代它的会是什么）。

政府透明度有了很大改善，公开政府信息的重要法规正在改变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能力出众的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不久前发布了未来五年的司法改革方案，承诺加强法院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独立性，加强司法制度的公开透明，提高个体诉讼当事人享有的公平性，令审判过程更加专业化。

一些批评者称，官方最近的一些声明对“宪政主义”进行了妖魔化，他们还质问，如果中国诋毁或排斥自己的宪法，它怎么可能认真对待法律改革。事实上，“宪政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已经具有了特定的含义：输入西方政治民主。中国领导人是不会接受它的。但对于宪法本身，习近平最近称之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并表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中国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执行宪法——这是一个重大缺陷——但至少，目前大家正在公开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改善法律体系并非单纯是一种控制社会的方式，而且也可以用来驾驭难以管束的官僚，坚持让地方官员贯彻国家政策，为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制定基本准则，和平地解决公民的争端和不满，以及减少腐败；中共把腐败视为继续掌权的最大威胁——总之，用它来约束政府本身，而不仅仅是控制社会，抑制社会动荡。习近平最近谈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时，可能是为了获取民心，但这也说明领导人意识到了，中共需要限制自身的一些权力，才能继续掌权​​。

此外，中国正在成熟中的法律群体，以及普通中国公民，谨慎地关注着这些事态发展，所以人们对它的预期也升高了。不能保持言行一致，或者没有真正进行改革，会对中国领导人形成一种反作用力，成为不稳定因素。外界应该对这些事态发展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中国的很多法律界人士，包括德高望重的法律学者和改革家江平，都对这届全会表示了谨慎乐观。

这并不是说，中国不会再把“社会稳定”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社会稳定”往往​​意味着，和平的异见者和活动人士遭到噤声或者监禁，这些人曝光中国的各种问题，包括环境恶化、权力滥用和对藏族和维吾尔族采取一些不必要的政策。但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国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让经济获得巨大增长，并把自身和平地重塑为世界上的一支主要力量，这都有赖于社会的稳定。如果中国领导人看到，法治本身是怎样促进社会稳定的，法律改革的前景将会光明许多。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在其政权中存在反对改革的派系，中国进行或承诺的改革，也提供了一个突破口，让众多学者、社会活动人士，具有改革意识的官员，以及普通公民可以推动变革的实施，并找到改革的新的突破口。中国确实存在一些限制，但在当下推进改革的力量也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