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投稿:Communist Bop: 反思“与毛共舞”的语境

  • 郭婷
  • 爱丁堡大学宗教学博士、牛津大学达伦多夫项目研究助理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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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共产主义舞会”的参与者直言自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崇拜毛泽东。

对一个政治理念的理解是否能脱离语境?前共产主义主义国家的人们如何响应共产主义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共产主义又如何被消费?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中,仍有多少无法被理解或想之当然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差异?

这些问题,在牛津大学某一间书院的共产主义舞会上得到凸显。

英国社会的左与右

许多选择前来英国留学的学生都被英帝国的荣光吸引,对王室的故事津津乐道、对渲染爱德华时代贵族风华的英剧《唐顿庄园》大加推崇。但即便在帝国巅峰时期,英国社会本身存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与声音,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会等左翼思潮。本次英国大选之后保守党连任,选举过程中的争论和对保守党当选的各方意见其实更值得探讨。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由他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切斯特的观察而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英国始终保持了一定的左翼势力,与保守主义相辅相成。伦敦每年都举行由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的马克思主义盛会(Marxism Festiva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是著名的左翼学府,于1982年率先宣布英帝国已进入晚期,着手改革公务员课程,吸引了当时不少嬉皮士和激进左翼份子,对学生会的政治态度与整所学校的风气都有转折性意义。伦敦的不少公立中学也都一反传统经典教学,在英语文学课程大幅度去莎士比亚,而以南非作家代替。

但左翼思潮在英国从未达到主流。由于学校教育的空缺,许多年轻人、包括一流高校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马克思。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林恩认为工人运动发源时英国正处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颠峰,社会发展稳定,没有人反对既有的公民社会模式。工会和合作社的发起依靠社会基金,他们也因此更仰仗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和社会机制。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都曾表示,社会主义在英国通过议会改革的方式更容易实现,而非革命。

英国街头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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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伦敦发生骚乱,缘起一名黑人男性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Tottenham)被警务人员枪杀。

2011年伦敦发生骚乱,缘起一名黑人男性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Tottenham)被警务人员枪杀。长达数日的街头抗议、打砸、暴力冲突扩展至利物浦、伯明翰、诺丁汉、曼切斯特、剑桥和牛津等英格兰大城市。这次骚乱被认为是二战时的纳粹轰炸以来,在伦敦发生的波及人数最多的紧张事件,也是伦敦城第一次发生大规模骚乱。它在公共话语中引出贫富落差、阶层问题与“社会革命”这样的词汇。但是在英国历史中,从未发生过自下而上的颠覆性革命,此次骚乱也以首相卡梅伦指责趁乱打劫的青少年而定下官方基调。

2011和2012年,英国响应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公民占领位于伦敦金融中心区的圣保罗大教堂,也意味着要求对神圣空间所暗含的道德和社会经济秩序进行再探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David Graeber也参与了占领活动,正是他提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我们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 Percent"),反对财富的极端集中化(1%的富人)所造成社会的经济问题。

政治理念与领袖崇拜

牛津大学的“共产主义舞会”(Communist bop)可能是英国社会等级与政治声音的一个缩影。在牛津名目众多的大型舞会和流行舞会中,这一流行舞会以共产主义为主题,号召参与者穿着有共产主义印记的服装。在舞会的脸书主页上写着,“只此一晚,自由人、奴隶、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今晚一齐享受革命和惊喜”。

不少参与者直言自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者,甚至崇拜毛泽东。在舞会当场,不少中国学生和前苏联国家学生对此提出质疑,尤其对那些打扮成红卫兵或斯大林时代模样、跳舞时如革命热潮中宣表忠心般高举手臂的参与者。质疑一方的声音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在实践中给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带来了创伤,许多人仍然在试图从创伤中复原;将这样一种颇具争议性的理念堂皇化,是否传递了对经历者的不尊重?脱离语境的崇拜,是否也意味着对这种政治理念本身的粗浅理解?比如如果有人要办纳粹舞会,那会对犹太人有怎样的伤害?

但这种质疑所得到的回应是:第一,不能因为一种理念在某些地区的经验就否定它的意义;第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西方有完全不同的意涵,它在西方社会意味着对进步和平等的呼吁,对既有秩序的持续反思。譬如法国哲学家Jacques Rancière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欧美地区都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导致一个有趣的局面: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大幅度仰仗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也就更需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可能带给当今社会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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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英国始终保持了一定的左翼势力。

诚然,每一种理念都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为社会现实与在朝政府所用。前当今共产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了解这种理念在本国意识形态化之外的原生与广阔意涵,以更好的审视本国所经历的问题与。但另一方面,仅仅拥护某一种理念的人们,也应该理解这种理念在实际推行中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对于共产主义舞会所带来的争议,牛津大学校报《查韦尔报》(Cherwell)也于2012年做过讨论,但仅仅将它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校报也提到如果有人打扮成斯大林或纳粹份子是否会将问题更严重化,但依然认为很难定立标准,因为人们自然会明白哪些情形是“稍有争议”而哪些是“跨越底线并给他人带来真正的伤害和仇恨”。校报认为,纳粹主义在“我们文化和历史”中有根本的种族歧视问题,因此自然所有人明白用纳粹主义来消遣不是个好主意;而如果有人反对共产主义舞会,只要别当回事就好(take the piss out of it)。很明显,校报仅仅采取了西方视角,且并未意识到牛津大学研究生群体之文化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反对这种娱乐方式的人未必只是不喜欢共产主义而已,而很可能是曾经颇受其苦的人。

其实,舞会的介绍就已经透露了诸多耐人寻味的信息:曾经的政治理念,如今供特权娱乐消费?这一的消费是否说明阶层?曾经是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痛苦回忆,能否被如此脱离语境的使用和再创造?来自前/现共产主义国家的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应该如何面对这一现象?

再有其者,对一个政治理念的信仰和推崇,是否需要与与之相关的领袖挂钩?许多具有个人魅力或“个性”突出的政治领袖都成为了某些政治理念的代言人,政治理念也直接以其命名,譬如马克思主义。但若推崇斯大林或列宁,则可能需要有更细致的考虑。

政治理念终究还是要诉诸社会现实,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推崇若脱离社会现实则易流于空想或形式,亦可能忽视本人所拥有的特权。对理念的实践,也终究要落实到对身边人的理解与关怀才有信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