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专制有毒，可要是没有那届人民……

三十年前的今天，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乌克兰小镇普里皮亚季的居民被一声巨响惊醒，纷纷跑到阳台上，或聚集在铁路桥下，观看三公里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变成了一颗闪闪发光的太阳。

四号反应堆冲天而起的烈焰把天空映照出钢蓝、钴绿以及玫瑰红等绚丽的颜色。事后活下来的人们提及这一景象时，共同的回忆是“美极了”。

普里皮亚季是一座有着5万人口的新城，居民多为核电站的建筑工人与工程师，在当时被视作比起东德的城市来也不遑多让的“硅谷”。

居民在观赏美景时不知道的是，四号反应堆重达1200吨的钢顶已被掀开，八吨放射性铀和石墨喷薄而出，辐射量相当于200颗广岛原子弹。

2015年，一个在此次事件中失明的老人的女儿，凭借包括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在内的几部震撼人心的口述史著作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就是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因为风向的原因，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没有对距其仅100多公里的首都基辅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粉尘大多飘到了以北300公里的白俄首都明斯克。有部严重高能的纪录片叫《切尔诺贝利之心》，展现白俄遭受辐射的妇女所生的畸形儿的悲怆人生——请勿对看过本片之人说“求心理阴影面积”这样的话，因为非常大。

一个叫瑞莎的母亲，女儿患有先天性肛门、阴道以及肾脏发育不全，四年里做了四次手术，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然而，这样一个浑身都是人工开口的孩子，谁也不知道能活多久，医生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们把她的样子在电视上公开，那么从今以后将再也没有女人敢生孩子。”

女孩的智力发育正常，只不过她玩的游戏与别的孩子不同。她不会玩“商店”的买卖游戏，“学校”的教学游戏，而是玩“医院”的治疗游戏，给洋娃娃打针、量体温。如果娃娃“死”了，便用白色的毯子把它蒙起来。

她在医院生活了四年，以至于偶尔被母亲接回家住上一两个月便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医院？”

绝望的瑞莎在一位教授的建议下向国外的医疗机构写信求援：“请接收我的女儿，哪怕你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科学实验。我不想让她死，我可以接受她变成实验室小白鼠的事实，只要她能活下去！”

与活下来的人相比，当场被炸死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现在成了一副巨大的水泥石棺，躺在里面的只有一个人——高级操作员瓦列里·霍捷姆楚科。他的同事列奥尼德·托普图诺夫在爆炸发生前几分钟按下了红色事故按钮，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他被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时医生说：“要想修复他身上的创伤，我们需要另外一具完整的身体。”

同那些因遭受过量辐射而死的人一样，列奥尼德·托普图诺夫的棺材被金属箔包裹起来，周围浇筑了厚达半米的水泥，外面再加盖一层铅板。他的父亲去公墓扫墓时放声痛哭，路人却指着他道：“正是你的这个私生子点燃了这场大火！”

试图灭火的是第一批赶往现场的消防队员。他们之中两人当场死亡，剩下的全身浮肿，一边灌牛奶一边被紧急送往唯一能治疗辐射病的莫斯科第六医院。医生测量了他们病房墙壁的辐射强度，包括地板和天花板，所有住在楼上或楼下的病人全部转移——28个消防员成了那栋大楼里仅有的病人。

最初，他们还能坐在床上打牌，不时发出哄笑，吃消防员瓦西里的妻子柳西娅带来的苹果汁。事实上柳西娅是托了层层关系，才被院方允许去见自己的丈夫，但不能抱、不能亲，甚至不能离太近。

柳西娅决心留下来照顾丈夫。她继续跟医院磋磨，并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终于争取到一间医生宿舍。当她抱怨宿舍没有厨房，无法给消防员们做饭时，医生只冷冰冰道：“你再也不需要做饭了，他们已经无法消化食物。”

医生所言非虚，柳西娅眼睁睁看着丈夫的皮肤由蓝色变为红色再变为灰褐色，并开始破裂。一次，她走进病房，发现病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橘子，皮是粉红色的。瓦西里笑道：“我收到一件礼物，你把它吃了吧。”帘子另一侧的护士赶紧给柳西娅做了个手势，示意不能吃。

其实连碰都不应该碰，但蒙在鼓里的瓦西里只是催促道：“来吧，吃了它。你喜欢吃橘子的。”

柳西娅伸出手，把橘子握在手心。瓦西里闭上眼睛睡着了，护士则一脸惊恐地望着两人。

她开始在病房里过夜，是护士偷偷放她进去的。最初，护士劝她不要冒险：“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自取灭亡？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高浓度的放射性物体。”

柳西娅苦苦哀求，锲而不舍地跟在护士身后，直至对方忍无可忍道：“好吧！你就下地狱去吧，你这个疯子！”于是，每天早上护士都会趁医生还没来查房，通知她快走……

消防员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瓦西里的病情也每况愈下，头发悉数脱落，每天要大便20多次，床单上任何一个细小的线头都会在他身上留下触目惊心的伤口。柳西娅把指甲剪得非常短，一直剪到流血为止，以便扶他坐起时不会划伤那脆若蝉翼的皮肤。

柳西娅绝望地对护士说：“他快死了。”护士见怪不惊道：“你以为他能活吗？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辐射，400伦琴便足以致命。你现在就坐在一个核反应堆旁边。”

诀别的时刻终于到了，瓦西里的遗体被官方收走，用特制棺材安葬在莫斯科的公墓，下葬时脚已经肿得无法穿下任何尺码的鞋子。家属提出要将棺材带回家，来人告诉他们：“死者已是人民英雄，不再属于他的家人”。

三个月后，柳西娅生下一个女孩，按照丈夫的遗愿，给她取名“娜塔申卡”。女孩四肢健全，看起来非常健康，然而医生告诉柳西娅，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和肝硬化，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性物质。

四个小时后，她死了。

直到爆炸发生后的第八个小时，克里姆林宫里的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他以为核电站只是着火且已被扑灭。一个叫亚历山卓夫的院士告诉他反应炉安全得可以装在红场，同摆个茶壶没什么两样。

但传言还是四起了。

正在莫斯科出差的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研究所所长内斯特伦科给身在明斯克的白俄总书记斯柳杨科夫打电话，告诉他辐射云正向白俄罗斯方向飘去，需要马上实施全民碘防护的措施，并疏散距核电站100公里内的所有人员。

然而，斯柳杨科夫只淡淡地回应道：“我接到了报告，那里失火了，但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斯柳杨科夫的态度再正常不过，他刚刚接到莫斯科方面的电话，获悉自己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值此紧要关头，岂能给领导添乱？

内斯特伦科带着设备，前往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几个主要城市（大多离切尔诺贝利仅二三十公里）测量背景辐射量，结果大吃一惊。他立刻赶往斯柳杨科夫的办公楼，这位拖拉机厂厂长出身的总书记却拒绝见他。

内斯特伦科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半，一个著名诗人从斯柳杨科夫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两人是老相识，诗人告诉他“我和斯柳杨科夫同志讨论了一下白俄罗斯文学”。内斯特伦科当场就炸了：“如果我们不立刻撤离边境地区的所有人，那么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什么白俄罗斯文学，也不会再有人读你的诗！”

爆炸发生30个小时后，政府才开始用一千多辆大巴疏散离核电站最近的普里皮亚季的居民。喇叭里循环播报说：“关掉家里的水和煤气，关掉窗户。这是暂时的撤离。”

此时，河边的松树逐渐变成红色，居民们也已经吸收了超过正常值五十倍的辐射，却仍一无所知。照这样的速度，再过三天，他们就会当场毙命。

一个拍摄于当天，后来频繁出现在各种纪录片中的片段是：两位带着防毒面罩的士兵从布满大巴的路上经过，一名抱着猫的孩子被烈日晒得眉头紧蹙，用手挠了挠发痒的脸蛋。

画面中扭动的黑线像死神的狂舞，宣示着高强度辐射的存在。

六天后，苏共当局为了粉饰太平，举行了盛大的劳动节庆典，《真理报》在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布了一则消息，称“危机已经过去，现在没有任何危险了”。

“五一”当天，基辅组织了全城游行活动。人们暴露在辐射中，看鸽群飞过，红旗飘扬，高呼“苏联万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不久，乌克兰第一书记雪比斯基自杀。他忠实地执行了莫斯科的命令，并身体力行地带着孙子和家人一起参加游行。

军人被从阿富汗战场调回了来，来打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方面三十公里内的村庄都被要求清空。人们吓坏了，以为战争即将爆发。他们带上食物和家具准备撤离，却被告知什么都不许拿。于是偷偷地把宠物藏进箱子，把门拆下来装车——这些东西最后全都成了放射源。

俄新社记者伊戈科斯汀冒死搭乘直升机，在距核电站爆炸洞口仅五十米处的上空快速拍摄。那喷射死焰的巨大裂口彷佛在告诉世人，什么叫“自掘墓穴”，什么叫“世界末日”。

机师连呼辐射读数太高，滞空只能四十秒。而伊戈科斯汀万万没想到的是，冒死拍下的十二张照片因辐射太强而完全变黑，显现不出任何影像。这似乎成了整场灾难的一个隐喻：真相被专制权力锁进了暗箱。

直升机每天都在反应堆上空盘旋，朝裂口抛撒大量的硼砂和铅，以至于20年后，切尔诺贝利病童的体内都还能检测出过量的铅。

士兵们穿着铅质背心，在直升机的座位上铺一层铅垫。可惜这些防护措施在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辐射时，完全不堪一击。一个士兵回家后扔掉了自己所有的衣服，却耐不住儿子的请求，把帽子送给了他。两年后，医生对这个男孩作出诊断：他的大脑里长了一颗肿瘤。

与救援时大张旗鼓的宣传带来的荣光和三倍于平时的待遇相比，余生的痛苦显得深远而绵长。一个退伍士兵参加舞会时认识了个女孩，对她说：“我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加深了解，怎么样？”对方道：“这又何必呢？你是一个到过切尔诺贝利的人。我不敢给你生孩子。”还有个起重机驾驶员临死时全身都变成了黑色，缩小到只能穿孩子的衣服。

一切正如人们所总结的那样：当你从阿富汗回去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终于活了下来；而当你从切尔诺贝利回家以后，死亡才开始慢慢降临。

可悲的是，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白天工作，晚上兴致勃勃地围在电视机前看墨西哥世界杯。从最开始领装备时，一个上尉就对士兵们说：“事故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们不会有任何危险。只不过在吃饭前要记得洗手。”另一个科学家则对飞行员说：“我都能伸舌头去舔你的飞机，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情况最糟的是那些清扫三号反应炉屋顶残渣的士兵。这里堆积着高放射性的的铀棒、石墨碎片以及融化的沥青，在工程师为四号反应炉设计的“石棺”盖上前，必须清理干净。

屋顶的放射量是每小时10000伦琴，远超正常人2伦琴每年的安全值。因此，机器人被派了上去，但很快便因辐射彻底崩溃，四处乱窜。

于是只好让身穿30公斤铅衣、戴着头盔和面罩、被称作“绿色机器人”的士兵上。

他们每次只能工作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超出限度便会当场死亡。每八个人被分作一组，连同军官一道，冲到屋顶清理瓦砾。一批下去，一批上来，像蚂蚁一样严谨有序，尽心竭力。

他们把残渣铲进裂口，并被告知不能往下看。但大部分人都会去看，这就像有人告诉你“不要去想大象”，而你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一只大象。

一个士兵捡起1500伦琴的废弃物。强辐射下，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手臂。“那里简直就是另一个星球”，他后来回忆道。许多人都几近虚脱，才从屋顶下来就开始流鼻血，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牙齿，嘴里都是铅的味道。

为此，3600个人肉机器人得到的奖励是每人500卢布。

有个在士兵中间广为流传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一个美国机器人在屋顶待了五分钟便停止了工作，一个日本机器人上去五分钟后也一动不动。只有苏联机器人在上面足足工作了两个小时！这时，大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二等兵伊万诺夫，两小时后你可以下来抽根烟，休息休息。

当这些年轻的小伙子被送到医院时，他们穿着睡衣讲着类似的笑话，看上去与常人无异。但很多医生后来回忆说，目睹他们谈笑风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心里非常难受。

即使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意外还是发生了。

混合着铀与石墨的反应堆冷却水不断往下渗透，如果不及时将之疏导出来，一遇地下水就会产生300至500万吨TNT当量的爆炸，届时不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将成不毛之地，大半个欧洲都在劫难逃。

于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副本被设计出来：谁能潜入水中，拧开安全阀上的螺钉，政府将奖励刷副本的人7000卢布、别墅、轿车以及资助他们的家庭直到永久。

三个小伙子站出来完成了任务。但政府食言了，没给他们提供轿车和别墅。这三个人早已死去，如果说他们的牺牲仅仅是为了物质回报，我不相信。三十年前的情怀和互联网大佬口中的情怀不是同一个词，他们的动机里也许隐含着这样一种情愫，即：我得到了一个终其一生都不可能再有的机会，从芸芸众生和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跳脱出来，扮演一次主角，成为一名英雄，把名字镌刻在历史的碑文上、人们的记忆里。用死来获得存在的意义，不朽的价值，以及证明活过。

然而，光明与黑暗总是并存于同一片土地上。十八天后，戈尔巴乔夫顶不住国际舆论的压力（欧洲多地检测到上空有放射性云）发表电视讲话，公布灾情，并调一万名矿工去挖地下通道，使工程师得以注入液态氮，冷却反应炉底部。

他们都配发了简单的防护装置，但地下50度的高温让几乎所有人都弃之不用。一个不小心呛了口沙的矿工很快便咽了气，四分之一的人死于四十岁前。

与此同时，政府还派出50万“清理人”，射杀灾区的动物，掩埋所有物品。他们

看到许多房子上写着“亲爱的房子，请原谅我们”、“我们早上就要离开了”的字样，以及一个孩子稚嫩的笔迹：请不要杀死我们的祖卡，它是只好猫。

清理人相顾无言，但活还是要干，其中一个最卖力的被上级颁发了一张写有“苏联最佳掘墓者”的奖状，颇具讽刺。

但与之相伴的，是两万人回家后旋即死去，27万人因此罹患癌症。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她那本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口述史中讲述了一个清理人回家后与他妻子的故事，标题叫《一个孤独的声音》。读来潸然泪下，在这个网红太多粉丝都不够用的时代，顿时使人又相信爱情了。

苏共当局继续欺骗世人。报纸上充斥着“切尔诺贝利——一个充满成就的地方”、“我们战胜了核反应堆”的谎言；电视上，一个记者手持测量仪检测一罐刚挤出来的牛奶，告诉观众：“看，一切正常。”

核电站就在他身后的远景之中。

评论员义正词严地说：“西方世界企图通过谣言，散布关于这一事故的虚假信息，从而引起我们的恐慌。”然而事实是，记者使用的测量仪是用于测定背景辐射量而非单件物品的。

封锁造就了无知。清理人经常能看见这样的画面：一群男孩在沙地上玩耍，看上去一片祥和。其中一个男孩嘴里含着块石头，另一个则咬着一根树枝。

他们都没有穿裤子。

不过，求生的本能是雷都打不掉的。一个代表团到灾区访问，其中一名代表告诉工人说“一切正常，距此处四公里的地方情况倒是很糟”。但当测量员取出一根棒子，在工人的靴子周围晃了晃时，代表看见读数，立刻跳开了。

还有几个来自东德的专家，协助一间工厂安装设备。当他们从德国的广播电台中得知核泄漏的事故时，立刻要求工厂提供医疗监测和限定产地的食品。遭到拒绝后，马上收拾行囊离开。

他们的选择非常合理，而化学家亚罗舒克上校的行为则更令人钦佩。他携带盖革计数仪，徒步走遍了放射半径以内所有的区域，甚至包括核反应堆。当他发现一个地方辐射量很高时，就测定一个平均值，把地点精确地标记在地图上。

后来他死了，政府补偿少得可怜。对这样一个挽救了苍生的人，说他被苏共洗脑，是不合适的。因为不管哪个政党执政，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就像一个参与救援的士兵后来接受采访，记者问他后不后悔时，他说只说了一句：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这是人性的光芒，良知的力量，它超越了政治、金钱以及所有世俗的利益，是试图解构人类文明存在意义的网红所不能理解的。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专制有毒，但不当成为个体作恶的借口。暗透了，有时更能看见星光。

同时，科技永远是把双刃剑，尤其当它被资本和政治收入囊中之后，为善还是为恶，就更令人担忧。

消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后遗症至少要八百年，而反应堆喷溅出的放射性钚完全衰变到无害状态更需24万年。世界上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尊列宁雕像，其中一尊就矗立在已被罩上石棺的四号反应堆前。

它与身后的恶魔宛如一座20世纪的金字塔，昔在永在地昭示着后人：永远不要去犯那些愚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