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平的父亲一生都喜欢在家里养些花花草草，特别喜欢一种叫”兰草”的花。后来，他才知道，父亲之所以如此钟爱兰草，和他在1937年以前的工作性质有关系——那时史平的父亲担任张学良的情报特官，实际上是共产党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特工。这种“兰草”是当时他与其他特工接头联络的一个暗号：在家中的阳台上摆放一盆兰草，说明是安全的，如果某一天这盆兰草没有被摆放在阳台上，说明这个联络点出现了意外。

文革期间有一次，北京炮兵的“造反派”闯进了史平家，把家中的花花草草都给毁掉了，当时，史平的父亲还只是嘟嘟嚷嚷，嘴上表达不满，但当“造反派”想铲除他父亲养的那盆兰草时，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质问这些“造反派”，说：“难道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花有草吗？一个没有花花草草的‘新社会’是社会主义吗？反过来讲，一片荒芜的‘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吗？”一席话下来，当场就把那些“造反派”给问住了。

后来，史平才意识到，父亲之所以义正词言，是因为他已经形成一种生活上的条件反射：兰草在，人就在，一旦兰草不在了，人也就危险了，至少是不吉利的征兆。史平说：“父亲直到去世都一直小心地照料着这盆兰草，他的生命已经和兰草融为一体了。”

连家里养个花养个草养个宠物都被禁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那个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有理，哪怕你是胡搅蛮缠。现在看上去，当年那些‘造反派’的行为非常荒唐，但在当时那种极左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史平说。

史平家实际上姓林，但他说，因为父亲原来的工作依然属于国家机密，所以不愿意透露他或家里人的全名。

1966年“5.16通知”以后，“所有的学校就逐渐停课了，其实最先起来造反的，主要是初中学生，以老初二、老初三，以及高一学生为主，而不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史平回忆，“领头的基本上是党、政、军的高干子弟。第一，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有优越感，‘根正苗红’；第二，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们的政治信息比较灵通；第三，他们的精神压力也比较轻，不像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女生活压力那么重。”

在文革初期，那些平民家庭的子弟，有一部分在持观望的态度，有些学生则跟在那些干部子弟的屁股后面跑，但很少有挑头领军的。“因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也不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根’。”史平说。

在史平就读的香山中学，平民子弟比较多，干部子弟少，因为当时香山属于偏僻的农村地区，除了有部队驻扎，周围都是农民居住区，而史平就是部队的干部子弟。“当时，我就看不惯红卫兵的打、砸、抢的现象。”史平说。

香山中学旁边就是炮兵的机关单位，机关的大礼堂门口有一对汉白玉的石狮子，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学校的红卫兵们就把这对石狮子给砸了，“我当场就公开地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那是文物，不应该破坏。”史平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阻止同学们的行动。

除了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歧视，就是针对学校“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校长的批斗。

学校有一位文体老师，非常有才华，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但是，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我记得他不是资本家出身，就是城市小业主的成份出身。”史平回忆，有一回，学生们把他拉到学校的操场，将他团团围住，竞相批判、谩骂他是“狗崽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当时，这位老师戴着围脖，架着眼镜，低着头，“那一次批判，他还很幽默，在应对那些红卫兵的责难时，说了很多俏皮话，还逗得很多凑热闹的同学哈哈大笑，把整个批判会变成了一场闹剧。”

1967年上半年，史平和四、五位高年级的学生离开北京去了外地。当时正值“大串连”运动。那时，只要有一份盖上了造反组织公章的介绍信，到火车站就能要到“革命师生临时乘坐火车证”，就可以作为火车票乘火车去外地“串联”。

一开始，参与“大串连”的学生主要是乘坐火车，但很快就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铁路运输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平时的铁路运输主要是物质，到了此时，变成了以运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为主。而且，红卫兵到哪里都是由各地政府机关负责接待，免费吃住，时间一长，地方政府就负担不起了，所以后来就有了“徒步串连”这一做法。所谓的“徒步串连”，也叫“徒步长征”，背着背包，扛着红旗，步行“串连”，但这其中不少是那些到北京来见毛主席的外地青年学生。

在“大串连”期间，史平先后去过哈尔滨、沈阳、长春和武汉，“我们一共外出了大概两个月时间，到哪里都是一片混乱,” 史平说，“像我们这些北京外出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去各地的大城市，但很少有人去农村，因为农村没什么东西可看的。”

“我们这四、五个人，主要是借这个机会去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当时，全国各地的工厂、地方政府都在制作毛泽东的像章，借这个机会向毛泽东表忠心，而且，各地制作的毛泽东像章都不一样，“部队制作的毛泽东像章是最好的，每个地方都会给各地涌来的红卫兵们免费发放像章，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收集毛泽东像章。那时，收集毛泽东像章就像集邮一样，是一种时尚、时髦，同时也是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史平说，“同学们外出的目的其实是很复杂的，有的同学借这个机会去外地跑关系，还有一些同学，是去弄各地的土特产，北京的学生最远的到过新疆，有人还从新疆拉回来一麻袋葡萄干。”

文革之所以能够在年轻的学生们中间获得普遍的共鸣，和1949年以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学校的教育，那个时候，学校的政治教育，内容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教育。”史平说，“到了文革期间，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最后又是‘早请示、晚汇报’，人为地造出一尊神。”

除了学校的教育，父母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父亲的生活和工作经历非常丰富，他对很多事情都不理解，但对我们这些小孩的道德教育却非常严格。他总是教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比如，不能贪小便宜，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不能有小偷小摸的习惯，不能馋嘴，不能撒谎，要注意个人的言谈举止，以及讲个人卫生的习惯，不抽烟、不喝酒，等等。”史平回忆自己的父亲，“但是，父亲从来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吐露对党、对社会的不同看法，因为他是党员，有党的纪律。”出于对党的事业保密的需要，他的任务都是单线联系的，直接上司就是李克农。“即使在父亲老了以后，也只是偶尔地向我们吐露一些他当年的经历，但这些都是皮毛的琐事，保密的事情直到去世都没有向我们这些子女谈及过。”史平说，“因为这份工作本身的特殊性质，父亲养成了守口如瓶的生活习惯，从不在家里吐露他的真实想法。”

史平的父亲和彭德怀曾经有过工作上的交集。那是在1951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期间，史平的父亲以炮兵军官的身份介入到战争之中，并且参加过彭德怀主持的作战会议。因此，他对彭德怀个人有一些了解。“如果说彭德怀是个左倾份子，有可能我相信，但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我根本不相信。”史平说。

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被打倒，史平的父亲正是在1960年，因为说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而受到牵连。1959年，史平的父亲调任解放军某炮兵学校任校长，在上任前夕，他回辽宁凤城老家探望。在此期间，他看到当地的农民都在炼钢铁，而粮食都烂在地里，没人收割，他心里就暗自琢磨，粮食不收，来年吃什么？还有，他亲眼目睹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农民们都吃大灶，搞大集体食堂，他当时就想，这种生活方式让农民太不方便了。

探亲回到北京以后，史平的父亲就任某炮校的校长，和炮校的政委谈及了他在返乡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结果，正好赶上庐山会议的会议精神传达，他的言论被政委揭发、告密，因此抓了个现形，被定性为“右倾份子”，很快就在炮校校长的职务上降级使用。1963年，他被安排到北京军区担任炮兵副参谋长，被边缘化。

在文革期间，史平的父亲继续受到排斥。“其实父亲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他的成份是下中农，排斥他的理由是历史问题。”史平说，因为他的父亲在1936年以前在国民党张学良的部队里任职张学良的情报副官，是“旧军人”、“旧军阀”。随后，史平的父亲从北京军区贬斥到地方“支左”。

史平的母亲同样受到了批判，“她的情况和父亲差不多，家庭出身同样没问题，母亲家庭成份是佃农出身。”史平说。史平的母亲在文革前给曾任国家科委主任的韩光当秘书，韩光在文革期间被整肃，她也同样受到牵连。随后，史平的母亲被流放到河南信阳，国家科委在那里有专门的五七干校，她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

史平的父亲和母亲直到70年代初期才重新回到北京，调离工作后离休。

史平的大哥文革前在解放军军乐团工作，担任军号手。有一次，他无意中和朋友谈及对林彪的看法，认为林彪的长相和作派太阴，而且林彪的身体虚弱，作接班人不合适。当时正是林彪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的时候，这番言论马上就被朋友告密、揭发了。结果，史平的大哥因为“反党言论”被开除团籍、党籍（“双开”），在军乐团内部受到了批判，并且被开除工作，成为一个游民。相对来讲，这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大哥之所以没有被判刑，一是因为举报人举报是私下议论，范围小，证据不足；二是当时他的大哥还属于未成年人，不够判刑的条件。否则，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惩罚肯定会更重。直到文革结束，史平的大哥才获得“平反”，重新工作。

史平的二哥在文革初期曾经是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的成员。有一次，他们在抄家的时候，无意中抄出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照片和资料。当时，史平的二哥凭直觉怀疑江青不像宣传的那样崇高，“但我二哥那时还谈不上反对江青，”史平说。后来，史平的二哥在私下里和别人谈到自己对江青的个人看法，同样被人告密、揭发。他所在学校的革委会还专门写了一封举报信，说史平的二哥有反对江青的反党言论，直接告到了北京军区的政治保卫部。

史平的父亲为他的二哥作了深刻的政治检讨。在遭到批斗以后，史平的二哥被流放到天津的一个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次，史平正式离开了学校，陪同二哥一块去了天津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母亲担心二哥在天津出现意外，因此，让我陪他一块去，”史平说。不过这个农场并不是普通的劳改农场，而是炮兵部队的一个农场，叫山岭子农场，下放到这个农场的都是部队的人，因此待遇并不像那些普通的劳改犯人，在政治上并未受到特别的歧视。史平说：“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和我二哥去天津时都是穿着军装去的，就好像新兵去新单位报到一样，没有被戴帽。”

一年以后，史平离开了天津的农场，去当了兵。两年以后，史平的二哥离开农场，同样去当了兵，当时，当兵是这些学生们重新回归社会的最重要的渠道。

“在毛泽东主政的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大愚弄’，”史平说，“所谓的‘大愚弄’，就是推行愚民政策，这个‘民’，不仅仅是指那些无职无权的老百姓，而是指向所有人，还有就是善良人、对人的良知、对人性的摧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逼着大家说假话，逼着大家作贼。”

“另外，毛泽东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积重难返。毛泽东曾经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实际的结果是，天下大乱，达到了天下难治的结果。”史平说。

他认为，文革对人性、对人的道德的扭曲和摧残，实际上到今天都没有从根本上恢复过来，“像现在，每家每户都要安装防盗锁、防盗门、防盗窗，城市的街道、马路都在安装摄像头，这说明了什么了问题？说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程度，说明人们道德水平的败落，人与人之间相互提防、相互欺骗。”史平说，“这并不是毛泽东死后才产生的，而是从毛泽东晚年那里直接承继下来的，因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被割断。”